由此也就引发了代表问题。

第二方面，国学不只是上层精英传统，还包括小传统，如民间民俗文化，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传说、音乐、歌舞、技艺、建筑、服饰、礼仪、风俗、宗族、契约、行会、民间组织等，有如今天的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国学、经史子集等，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，其中包含、汇聚了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与文化，是多元一体之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、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。

到企业去，到社区去，用儒学与中国文化协助建构企业伦理、职业伦理，提振民间文化。反思，首先是自我反思。恰恰相反，朝廷权力不是无边的，相对而言，地方权、宗族权、家族权、家庭亲属权的空间较大。此外，儒学的草根性、儒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等问题，也在新儒家关注的视域之中。在防范腐败的同时，还是要保护人情，这是可以和公共理性、法治建设达成一致的。

《礼记》本身的篇目各有侧重，有的义理偏胜，有的重礼仪、名物、制度。苏格拉底并沒有‘非难游叙弗伦告发父亲杀人，而是赞成他告发，但要他对告发的理由加以更深的思考。复、复归的根基与可能正在于此。

以善人为师无疑是不善之人改变自身以向善的重要手段，故曰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。朝甚除，田甚芜，仓甚虚。事实上，解刍狗为祭物，其所蕴含的爱而不用态度正是修道者所推崇且必具备的三宝：慈、俭、不敢为天下先。仁义的位置在道德之后，在大道的秩序中仁、义、礼拥有确定的位置，但是绝对不能放在优先的、主导的位置。

这里，《老子》以大道退隐之序展示出道的价值秩序：道→德→仁→义→礼。人以区分辨别精神看物，必然隔绝物、远离物。

就人来说，径表现为一种精神气质。仁的原则退隐，义的原则彰显，这样层层退隐，价值层层降落，最后彰显的是礼。用今意愚民来解释无知无欲显然不是《老子》的本意①。不知谁之子，即是说，道不是他者所生，不是由他者所出，简单说，道是第一位的存在。

严格说来，《老子》是要将知、欲置于道的主导、主宰下展开，即将知、欲道化。大道如此坦荡，行道者何以会唯施是畏呢?民何以会好径呢?径的意思是小路，与道之大路相对，从精神层面说，径则是狭促的精神之路。善为士者深知道之微妙与盗之危险，故能时时警惕，深恐入歧途。人之不善，何弃之有?……以求得，有罪以免邪?故为天下贵。

盗则是这种精神气质所趋向并成就之人格形态。在盗之途，有余者被自己盗心置于自足之性一直被增加的趋势，永远展现为补有余。

上仁出于一己之心，义则是出于客观法则、规范(有以为)，自觉地以规范为根据。大道之坦荡是说大道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展示为一种宽阔、坦荡、宽裕，人的存在能够悠哉、从容、有所悠游地舒展。

所遇皆盗，悲悯于斯而不忍弃之，此《老子》所由成也。不让做、不让说乃基于他者的意志。善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保。(20章)昭昭、察察，即能辨别辨析、清楚明白的样子，所辨者是人我的界限、物我的差异，是目的与通达目的的手段。忌讳，即不让做、禁止做的意思。果，植物成熟的果实，即自然生成者。

忠信之薄指实质的缺失，乱之首乃谓其指向自性之外者，即远离大道而真性迷失。渊兮似万物之宗，湛兮似或存。

果出于自然，不是出于己，出于强。仁在道之统绪中获得新的意义，也因此获得新的位置：仁是大道之仁，即以道的方式展开仁。

不走出自身，不去扰民(好静)。道与盗的区分是差之毫厘，它的方向和道路则谬之千里。

法令本身是出于人的意志，是由人的意志所构成的道路。自然之光如此，理智之光亦如此。故《老子》主张不盈(4章)，不仅不盈，而且在精神上不欲盈(15章)。一方面在我们真实情感中对它充满敬意，而另一方面，它本身又以无用性为基本特征。

与道为一就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，故曰以求得，有罪以免邪。服文彩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，财货有余。

不以兵强天下，即是不以己加于他者，而是回到自身。天地以万物为刍狗首先的意义就在于对万物充满敬意，在祭祀时以严肃而神圣态度处之，刍狗显示出神圣性这是第一层意义。

道不弃人，于不善人亦然。规范以共同体的约定为根据，出于一己之外，是离开自身的他者。

(12章)一是指素朴本性未分化，五是对外物的区分与追逐，即区分、辨析、计较精神。与己不同者，为己憎恨者往往被驱入无道之域。以道为尊自然会拒绝以德为尊，同样会拒绝以仁为尊、以义为尊。脱离大道之尊，这些价值就成为来路不明的可疑者，所以38章说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

善有果而已……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相应，千奇百怪、不合自然之物(奇物)会不断地滋生。

勇于不敢是自觉自立于强大的大道。一心想着他人、一切为他人好，好像很自然地(无以为)。

如我们所解，不仁之所不的乃是流俗的仁，即欲以己(自以为善的情感)加于他者之仁。然道不弃盗，停止意志欲望的强加，把物放还物，也即扭转盗之精神方向，即可由盗归于道。